今天整理旧物，翻出了2013年的高中毕业照。照片上的我站在最后一排的角落，咧着嘴笑，眼神里却有种后来才读懂的空茫。原来早在那个盛夏，崩塌就已经开始了。
那年我十八岁。当确认自己是“少数”的那一刻，正午的阳光白得刺眼，柏油路面蒸腾起扭曲的热浪。世界突然变成一座巨大的玻璃房子，我能看见所有人的悲欢，却永远隔着一层无法打破的屏障。那句“我这辈子可能无法得到幸福了”的预言，像一道咒语刻在了年轻的骨头上。
大学四年，这道屏障成了我的全部。别人在社团、恋爱、通宵游戏时，我在图书馆角落一本接一本地读哲学书，试图为自己的存在找到理论依据。孤独不是身边没有人，而是当人群的笑浪涌来时，你必须调动脸上每一块肌肉去模仿一种你并不理解的情绪。毕业散伙饭上，我喝多了，去洗手间吐的时候，望着镜子里那张湿漉漉的、熟练微笑的脸，突然觉得里面的人是个陌生的演员。
回到淄博，人生进入一种自动巡航模式。装修公司的电话隔间里，我每天重复着“先生您好”“价格可以再谈”。用攒下的钱买了那辆银色长安悦翔时，第一次感觉抓住了什么实在的东西——至少方向盘不会问我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。
但最深的深渊，来自对“正常”的拙劣模仿。结婚那天，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朝我笑，我脑海里响起的却是玻璃碎裂的声音。那一年，我们在两居室的房子里各自饰演着“丈夫”和“妻子”，像两个提线木偶，线却缠在了一起，越挣扎勒得越紧。离婚时，她红肿着眼睛说：“我从来没见过你真实的样子。”这句话比任何指责都锋利。
2019年的冬天格外寒冷。离婚协议墨迹未干，诊断书又递到了手里——“不死癌症”，多讽刺的名字。疫情封控开始后，我常常站在窗前，看着空无一人的街道，吞下抗免疫的药片，再吞下抗抑郁的药丸。世界被按下了静音键，而我的生命好像在某个环节就断了信号。
抑郁的潮水退去后，沙滩上只剩下一个陌生的自己。朋友、同事、亲戚……所有的社会关系像枯叶一样自然脱落了。没有争吵，没有告别，只是某天醒来发现，手机已经一周没有响过了。
然后，“徐耀林”这个名字出现了。朋友介绍的一位老师说：“试试换个名字，也许能换个活法。”我接过写着这三个字的纸条时，感觉像接住了一颗新生的种子。
起初只是机械地使用新名字签名、点外卖、填表格。但渐渐地，“徐耀林”开始有自己的偏好：他喜欢深蓝色胜过黑色，开始养绿萝，周末会独自开车去山区漫无目的地转。他依然孤独，但不再表演合群；他依然要吃药，但学会了和疾病共处；他依然记得十八岁那个烈日下的少年，但不再觉得那是诅咒。
今天，当我以“徐耀林”的身份写下这些时，窗外的云层刚好裂开一道缝，阳光斜斜地照在毕业照上。照片里的少年依然被困在玻璃房子里，但此刻握笔的手，已经触碰到真实的温度。
前半生的所有坎坷——那个秘密、那次婚姻、那些药片、那些渐行渐远的人——原来都是在凿穿那层玻璃。伤口是光进来的地方，而名字，不过是我们递给世界的第一把钥匙。
楼下的绿萝抽出了新芽，嫩黄的，像一声怯生生的问候。
